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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块新礁石，被“法治号”豪华邮轮撞上了，名叫“知识产权无执行力”。本文指出，知识产权陷入历史性的冲突而被克服，与其归咎于那匹经常被人误名误解的替罪羊“中国模式”，不如指互联网和业务外包这两股全球化潮流为“罪魁祸首”。有鉴于此，通行的法律观念和法律运用或许不得不做出重大修正，以接纳新的普世主义信念。 关键词：知识产权 法治 互联网 业务外包 修正主义 普世主义 一 知识产权正在消亡。至少，那一整套的由我们法学院传授、靠国家机器强制推行的知识财产的各种权利形式（IPRs），那张由法定财产权与人格权编织的繁复的网络，且依照世贸组织（WTO）等全球贸易共同体各成员签署实施的一长串条约同国际协定，有权在一切“文明国度”接受官方敬意和保护——那一类知识产权，业已走到了尽头。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冯老师，恰逢清华法学院复建二十周年，我们想跟您聊聊，做一次访谈。 好啊，光阴似箭。还记得当年刚建系不久，我从港大来访，几位老师在主楼借用一间办公室的情形。师生都铆足了劲儿，真让人感动，那个时候。 你说“复建”，校园里到处挂的彩幡也这么写，我觉得弱了，仿佛只是恢复一样丢失了的东西。不如说“重建”，重新建设。解放前老清华成就辉煌，但法学混迹于政治学，师生寥落，是拖后腿的；设立不久，即遭教育部训令停办。西南联大时期，法商学院教法律的基本上是北大帮。学生的回忆，都不太恭维，你听听：“教师授课的索然无味是独一无二的”；几乎全是“海龟”，履历挺鲜亮，却“只会逐条讲解法规”。只有费青先生（费孝通先生之兄）一人例外，受学生爱戴。说他既能“谈论深奥的法理”，又能“举出有趣的案例”；“在这个满是无聊的空谈家和古怪的庸才的法律系”，不啻“一盏耀眼的明灯”（易社强，页208-210）。 ——哈哈，您戳破了一个神话。

中国现代的学科专业分类出自西方。对于学科专业化，沃勒斯坦认为：“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多元学科的创立乃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1]就法学而言，恩格斯认为：“随着立法进一步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家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2]这产生了三个逻辑递进的后果： 1、职业法学家阶层产生后，对自有利益的认识从自发到自觉，推动着法学进行有意识地固化和扩张，对于通过法学学历和经历所表现出的专业化，与其他学科竞争； 2、法学的学科化、专业化确立后，法律职业主义认为专业知识的训练符号，与该专业领域的职业实践者，两者之间应具有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否则即是反现代化； 3、英语中学科（discipline）同时具有的含义是纪律/规训，选择某一个学科，意味着接受该学科既成知识体系规范的纪律约束或规训。

内容提要：美国法律教育在法律全球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过去十余年来，其繁荣表象之下逐渐显露出种种困境，并在2008年以来的经济萧条中演化成危机。从宏观制度结构着眼，美国律师协会对法律教育机构的认证制度以垄断性的高标准推高了法律教育和法律服务的市场价格，维系了以法学教员为代表的法律职业群体的高额利润。即便美国司法部对美国律师协会的反垄断诉讼及制裁也未能实质性扭转不公平的法律教育市场竞争格局。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塑造、掌控、维护着法律教育体制的法学教授群体的课时量负担不断下降，与此同时，薪酬却持续上涨到明显领先于法律职业总体水平的高度。课时量与薪酬的反向变化是推高法学院学费的直接原因。自19世纪后期现代法学院在美国大学中建立以来，其社会功能定位不断由职业教育向学术研究倾斜，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张力极大地扭曲了法律教育机构。法律交叉学科研究不但与司法实践日益隔膜，而且还使教学本身在法学院中愈加不受重视。其后果颇为严重：不但直接损害了学生的利益及教育市场公平，而且在间接意义上，因法律教育从业者以违背职业伦理的方式获取社会的转移支付而损害了社会正义。 关键词：法学院 法律教育 社会功能 薪酬 课时量

1990年代末以来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叙事前提是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作为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对策，一是将两审制改为三审制，二是调整人民法院设置，突破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模式[1]。增设跨区划法院，不仅是突破政权底部的乡、县、市，而主要是在政权上部设立跨省级区划的大区分院，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这被认为是法院设置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2]在现当代中国司法史上，法院层级调整和审级变化，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互为因果、彼此正相关的一个主题的两个侧面。跨省的最高人民法院派出机构这一方案，在2014年走入制度实践，对三审制的讨论，也形成热潮。区别于以往司法改革对微观工作机制的改变，这是对当代司法体制的突破。 当代司法体制的架构，由1982年《宪法》及稍后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确立，这两法是跃过1975、1978年《宪法》和组织法，以1954年《宪法》和组织法为基础拟定[3]。决策中枢在1954年对1949-1954年一届政协期间的政治、司法体制等大量制度进行废弃、重新设计，其中即包括撤销1949-1954年之间，曾经在司法体制中存在的跨省的最高人民法院大区分院，以及废弃三审制，所以一届政协期间被称为过渡政体。然而，六十年一甲子，大区分院制度轮回。两相辉映，落下一个设问：为何大区分院在1954年宪制框架下会被撤销，这对中国司法体制的塑造产生什么影响？ 由此，1949-1954年期间的制度规范和实践，即成为考察当代司法体制的制度史前史。本文即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制度史细节进行分析，体察中国司法的构造与司法政治关切所在。制度演化，由无数历史细节连缀、冲决而发生，本文繁密的历史事件和细节所传递的制度史线索是：